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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科技颠覆 第四章 平等:谁该拥有数据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全球都以为人类将迈向人人平等,而全球化和新技术则会让我们走得更快。但实际上,21世纪可能会产生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虽然全球化和互联网缩短了国家之间的距离,却可能扩大阶级之间的差距;人类似乎就要达成全球统一,但人类这个物种却可能分裂成不同的生物种姓。

不平等的状态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早在三万年前的狩猎采集部落,就有某些人的坟墓极尽奢华,身边满是象牙珠、手镯、珠宝和手工艺品,而同一部落的其他人只是在地上挖个洞就草草埋葬。虽然如此,古代的狩猎采集部落已经比后来的所有人类社会都更加平等,原因在于他们本来就没什么财产。毕竟,得先有财产,才需要担心占有不均的问题。

农业革命之后,财产不断增加,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人类拥有土地、动物、植物和工具之后,僵化的等级社会出现了,一小群精英世世代代垄断了大部分的财富和权力。人类也学会了接受这种情况,认为这再自然不过,甚至可能是天命难违。在这种想法之下,等级制度不仅是常态,更是理想。如果贵族和平民、男性和女性、父母和子女全部混为一谈而没有高下之分,哪能有秩序呢?世界各地的神职人员、哲学家和诗人都会耐心地解释说,就像人体的各个器官也不平等一样(脚得听头的话),如果在人类社会要求平等,只会带来混乱。

事情还可能更为恶化。前几章已经提过,人工智能兴起可能会让大多数人类不再拥有经济价值和政治力量。同时,生物技术的进步则可能将经济上的不平等转化为生物上的不平等。那些超级富豪终于要看到值得砸下手中大把财富的目标了。迄今为止,能用钱买到的顶多就是地位的象征,但很快就有可能买到生命本身。等到出现了延长生命、让身体和认知能力再升级的全新疗法,而这一切的代价又极度昂贵,可能就是人类整体分裂出生物种姓的时刻。

但到了现代晚期,平等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的理想。部分原因在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新思想的兴起,还有部分原因是工业革命使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工业化的经济需要大量的普通劳动者,工业化的军队也需要大量的普通士兵。无论哪种政体的国家,都极为重视国民的健康、教育和福利,因为它们需要几百万健康的劳动者在生产线工作,需要几百万个忠诚的士兵在战壕里作战。

长远看来,这甚至可能会造成全世界的“去全球化”:上层种姓聚集起来自称“文明”,再用城墙和护城河把自己与外界的“野蛮人”隔开。在20世纪,工业文明需要“野蛮人”的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所以文明征服了野蛮并加以吸收。但到了21世纪,后工业文明需要的是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纳米科技,比起过去更能自给自足、自我维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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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只是整个人类,就连整个国家、整片大陆都可能变得无足轻重。到时可能就会出现文明区与野蛮区的分别,两者之间由无人机和机器人形成边界。在文明区里,作战时是生化人彼此互掷逻辑炸弹;而在野蛮区里,用的则是砍刀和AK–47突击步枪。

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通过生物传感器从身体和大脑流向智能的机器,企业和政府将更容易了解你、操纵你、为你做出决定。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可能破译所有人身体和大脑背后的深层机制,拥有打造生命的力量。如果我们想要阻止一小群精英分子垄断这种神一般的权力,如果我们想要避免人类分裂成不同的物种,关键的问题就是:该由谁拥有数据?关于我的DNA、我的大脑和我的生命,这些数据到底是属于我、属于政府、属于企业,还是属于全体人类?

因此,在生物工程与人工智能兴起之后,人类可能会分裂成两个群体:一小群超人类,以及绝大多数位于下层而且毫无用途的智人。雪上加霜的是,等到民众不再具备经济与政治上的力量,国家对国民健康、教育和福利的投资意愿也可能降低。成了多余的人,是件非常危险的事。这时候,民众的未来只能依赖一小群精英能否心存善意。就算这种善意能维持几十年,但只要遭逢危难(例如气候突变),要把多余的人抛到脑后实在太诱人,也太简单。

所以,我们要呼吁所有律师、政治家、哲学家甚至诗人,好好注意这项难题:如何规范数据的所有权。这可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如果不能赶快找出答案,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就可能面临崩溃。人们已经感觉到这个灾难就在眼前,或许正因为如此,全球民众开始对自由主义这套故事失去信心,而仅仅10年之前,自由主义看起来似乎还永远颠扑不破。

因此,20世纪的历史有一大部分时间是在缩小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虽然2000年的世界还有等级之分,但已经比1900年的世界平等许多。在21世纪的头几年,人们预期推动平等的进程还会持续,甚至加速,特别是希望全球化将会把繁荣带到世界各地,使印度人和埃及人也能享受与芬兰人和加拿大人同等的机会和特权。整整一代人都听着这个承诺长大。

在人类历史上,富人和贵族总是认为自己是在某些技能上高人一等,才让他们大权在握。但就我们所知,事实不然。平均来说,公爵并不比农民更具天赋,之所以有地位高下之别,只是不公平的法律和经济歧视所致。但到了2100年,富人就可能真的比贫民更有天赋、更具创意、更为聪明。等到贫富之间出现真正的能力差异,要再拉近几乎不再可能。如果富人运用优秀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自己,而且拥有更多的钱就能买到更强的身体和大脑,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只会越来越大。到了2100年,最富有的1%人群可能不仅拥有全世界大部分的财富,更拥有全世界大部分的美丽、创意与健康。

我们到底该何去何从?又该如何应对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的重大挑战?或许那些最早对世界带来破坏性创新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也能用科技找出解决方案?举例来说,能不能用算法形成网络,支持全球人类社群,让所有人共同拥有所有数据,一同监督未来的生活发展?随着全球不平等日益加剧、社会紧张局势节节升高,或许扎克伯格也该呼吁人数多达20亿的脸谱网网民,大家一起来做些什么。

就中期来看,这一大批数据可能带来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而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广告业本身。这种新商业模式的基础是将权力从人类转移到算法手中,包括选择和购买商品的权力。一旦开始由算法为我们选择、购买商品,广告业就会崩溃。以谷歌为例,谷歌希望有朝一日我们万事问谷歌,而且我们也能得到全世界最好的答案。假设某一天,我们可以跟谷歌说:“嗨,谷歌,根据你对汽车和我的所有了解(包括我的需求、习惯、对全球变暖的看法,甚至是对中东政局的看法),哪辆车是我最好的选择?”再假设谷歌确实能给出很好的答案,而且我们已经从经验得知要相信谷歌的智慧,而不要相信自己老是被操控的种种感受,到那个时候,汽车广告还有什么用?

人类可能已经完全和机器融合,一旦与网络断开便无法生存。有可能还在子宫里的时候,人类就连接上了网络;而如果日后选择断开连接,保险机构就会拒绝投保,雇主就会拒绝雇用,医疗机构也会拒绝提供服务。在健康与隐私的这场大战之中,健康应该会轻松获胜。

在这本书中,我常常用第一人称复数来讨论人类的未来,讲着“我们”该做些什么,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或许根本没有“我们”。或许“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同的人类团体会有完全不同的未来。也许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要教给孩子的是怎么写计算机程序;但在另外一些地方,该教的是怎样拔枪拔得快、射击射得准。

现在看来,这项承诺大概不会有实现的一天。全球化确实让许多人受益,但有迹象显示,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少数人逐渐垄断了全球化的成果,而其他数十亿人则被弃之不顾。现在,最富有的1%人群已经拥有全球一半的财富。更令人警醒的是,最富有的100人所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越了最贫穷的40亿人。

这样一来,全球化非但没有让全球统一,还可能造成“种化”(speciation):人类分化成不同的生物种姓,甚至直接成为不同的物种。全球化会让世界横向统一、消除国界,但也让人类纵向分化成不同族群。就算是在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执政的少数精英也可能决定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大批平凡的智人。这样看来,目前的平民主义者厌恶“精英分子”,确实有其道理。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硅谷巨擘和莫斯科亿万富豪的孙子,就可能成为比阿巴拉契亚山区乡下人和西伯利亚地区农民的孙子更优秀的物种。

该由谁拥有数据

和前面两种选择比起来,或许“把数据拥有权握在自己手上”听起来更有吸引力,但我们其实说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讲到要拥有土地,我们已经有几千年的经验,知道怎么在边界上筑起围篱、在大门口设置警卫、控制人员进出。讲到要拥有企业,我们在过去两个世纪发展出一套先进的规范方式,可以通过股票的买卖,拥有通用汽车和丰田汽车的一部分。但讲到要拥有数据,我们就没有太多经验了。这是一项更为艰难的任务,因为不像土地或机器,数据无所不在但又不具真实形态,可以光速移动,还能随意创造出无穷无尽的副本。

一般人会发现很难抗拒这种过程。至少在目前,人们都还很乐于放弃自己最宝贵的资产(他们的个人信息),以换取免费的电子邮件服务和可爱的猫咪影片。这有点儿像非洲和美洲的原住民部落,不经意间就把整个国家卖给了欧洲某国,换来各种颜色的珠子和廉价饰品。如果大众未来想要阻止数据外流,可能会发现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几乎所有决定都得依赖网络,甚至医疗保健和生命延续也不例外。

像法国和新西兰这样的国家,长久以来抱持自由主义的信仰、福利国家的作风,虽然精英已经不再需要民众,但或许仍然愿意继续为民众提供照顾。然而如果是在比较资本主义的美国,只要一有机会,精英群体可能就会立刻打破福利国家的制度。至于在印度、南非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情况就更为严峻:一旦民众不再具有经济价值,不平等的状况就会迅猛发展。

争夺数据的比赛已经开始,目前是以谷歌、脸谱网、百度和腾讯等数据巨头为首。到目前为止,这些巨头多半采用“注意力商人”(attention merchant)的商业模式:靠提供免费信息、服务和娱乐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再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卖给广告主。然而,这些数据巨头真正的目标其实远超以往的注意力商人,他们真正的业务不是销售广告,而是靠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取得了关于我们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远比任何广告收入更有价值。我们不是他们的用户,而是商品。

授权让政府把这些数据国有化,或许能够对大企业发挥抑制作用,但也可能导致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独裁。政治人物有点儿像音乐家,只不过他们手中的乐器是人类的情绪和生化系统。他们发表讲话,于是全国就感到一阵恐惧;他们发了一则推文,于是就爆发了一股仇恨。在我看来,实在不该让这些“音乐家”拿到更先进的乐器。如果哪天政治人物可以直接按下我们的情绪按钮,随意让我们感到焦虑、仇恨、欢乐或无趣,政治就只会是一场情绪的闹剧。虽然我们担心企业的力量过于强大,但从历史上来看,让政府的力量过于强大也不见得更好。就像此时此刻,我宁可把数据给脸谱网的马克·扎克伯格,也不想给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只不过从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丑闻来看,或许二者没有多大差异,交给扎克伯格的数据还是可能流到某国领导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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